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句连小学生都能脱口唱诵的敕勒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翻译自鲜卑语，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翻译文学了。作为一名会计学学者，中欧荣誉退休教授苏锡嘉对翻译也充满了热情。在本期苏氏漫谈中，苏教授讲述了翻译界的一些轶事，和他对翻译技巧的一些感悟，在他看来，翻译这门学问艺无止境，要做到信、达、雅，实属不易。

按圣经旧约的说法，远古人类在建造通天塔时，因为语言相通，无间合作，高效协调，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让上帝大感吃惊。于是人类的语言被打乱，沟通障碍重重，散居各地，各自发展。从此非经翻译人们便无法沟通，协同能力自然大打折扣。如此这般，意外使翻译不仅成为一门独特的技艺和学问，也产生出艺术再造的阔大空间。

中国最早的翻译文学应该是现在小学生都会背诵的敕勒歌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乐府广题》）。原作在游牧民族鲜卑人中应该早已佚失，在汉民族中却传诵至今，优秀翻译作品的生命力由此可见。

翻译不易为，翻译者必须对本、外文均有深湛的了解和熟练运用的技巧。近代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字几道）把翻译的难处归纳为信、达、雅：“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本来只是自己翻译中偶发的感慨，不料信、达、雅从此成了翻译质量约定俗成的判断标准。

严复译著中最出名的是《天演论》，英文原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直译是“进化论、伦理学及其他”。“天演论”是否是合适的书名？见仁见智吧。钱锺书先生对严复的翻译评价不高：“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谈艺录》，第24页）严复当年对中国大量采用日译词汇提出的严厉批评却是很多人深为赞同的。比如，economics不应随日文翻译成经济学而应该译为计学，哲学应为群学，进化应为天演，等等。

民国初年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是林纾（字琴南）。林纾不谙外文，翻译必须与朋友合作。大概是不懂外语之故，翻译起来特别放得开，甚至可以把剧本直接翻译成小说。译起来一泻千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一生翻译小说达213部，涉及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俄罗斯、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国的作品。这么多产，每部都是精品显然是不可能的，越到后面似乎越缺乏苦心经营的态度，毁誉参半，可想而知。对翻译中的讹误一概推给别人，“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倒也实诚。

相比之下，民初另一位翻译家朱生豪的声誉要好得多。朱生豪共译出莎士比亚悲剧、喜剧、杂剧与历史剧31部半，译本质量与完整性广受好评。我们以前能读到一点莎士比亚都拜朱先生的翻译所赐。朱先生之后是梁实秋，据说是花了38年的时间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收录的莎著剧本和诗作更完整。但梁译的语言欧化色彩浓厚，读惯了朱译本的便有些难以接受。据报载，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傅光明正在重译全部莎作，他下了苦功夫逐一考证作品中的艰涩费解之处，力求让现代读者能最大可能理解莎士比亚作品的原意。非常期待，也非常担心，用力过猛太贴近原义往往导致译文支离破碎，阅读愉悦感随风而去。

我原以为优秀的译本珠玉在前，会让后来者望而却步，却不知太出名的译本也会激起他人跃跃欲试的勇气。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脍炙人口，翻译的文笔让读者忍不住击节称颂。尤其是开头的那一段：“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文笔优美流畅，读来毫无翻译的迟滞感。最前面的那九个字真可谓神来之笔，读者无不赞叹，后译者只有望而兴叹的份。尽管如此，《约翰·克利斯朵夫》后来还是出了好几个译本。

有些作品的翻译几乎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即为一例。当年出版社邀钱锺书先生来翻译，钱坚拒并把翻译此书戏称为“别开生面的自杀”。不料90年代中国一下子出了两个译本：萧译（萧乾夫妇，译林出版社，1994）和金译（金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两个译本的区别有人概括为：萧译是急就章，金译是毕生血。翻译此书时萧乾和金隄都已进入暮年，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两人知道对方在做同一件事的时候，他们的翻译速度变得奇快无比，日以继夜，等到大功告成之后，又因为译文出版的先后高低之争，竟至恶语相向，至死谁也没有原谅对方。由于《尤利西斯》隐喻典故太多，文字晦涩艰深，译者不得不加入很多注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学术著作。我到今天都没有勇气拿来拜读。

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文化、港台翻译随着港台的投资一起涌入大陆。一个中国，多种翻译于是成为常态。比如，taxi在大陆是出租，在香港是的士，在台湾是计程车。约定俗成，无所谓谁对谁错，但如果彼此不理解却容易产生隔阂。boycott在大陆一直译为抵制，但boycott含有一群人一起抵制的意思，港台干脆音译为杯葛。杯葛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中都没有，显然是还没有被出版界正式认可。把plaza翻译成广场是另一个港味十足的习惯。我们自幼的印象中，广场都应该是开阔空旷的大空间，而香港则用来冠名一般的大楼商场。当年李嘉诚在北京建东方广场，有老干部愤而写信给最高层举报，说是有人居然要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另起炉灶弄一个广场出来，是可忍孰不可忍！领导批示改用其他名称。李嘉诚的手下立刻表示接受，但希望政府一视同仁，其他采用广场的商场也要改名。政府一查才发现，广场的冠名已经在北京泛滥成灾，到处都是，改不胜改，只好不了了之。

即使留在一地，翻译习惯也是可以大幅度改变的。想想上世纪40年代老一辈给好莱坞电影起的片名：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出水芙蓉 (Bathing Beauty)、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丹凤还阳(One Hundred Men and A Girl)。再看看今天的电影翻译习惯：哥斯拉大战金刚、速度与激情、007大破量子危机。试想一下把“魂断蓝桥”改为“滑铁卢桥”，是不是整个人都俗了起来？现在的人大概没有耐心去品评文字的趣味，而是想一目了然地看清电影的大概内容。前几年好莱坞有一部灾难片The Day After Tomorrow。大陆翻译为“后天”，香港翻译为“明日之后”。都没错，但香港的译法似乎更耐人寻味，也更符合电影所要传达的信息。

在香港教书时曾被派去香港会计师公会参与英汉、汉英会计词汇的修订。与一群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业界精英一起切磋，受益良多。碰到一个陌生的英文词汇，我一定想办法查清原义，如果查不到，只好到处问人。他们如果碰到没见过的词汇，会互相问一下你看到过没有。如果几个人都没看到过，就果断认定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以我这样的半吊子英文，受到的震撼是可以想象的。

翻译讲究约定俗成。有些词的翻译未必那么准确，但如果大家都没有歧义，形成习惯，谁也不会计较。但是，凡事都有例外。比如，持股的人在英文中称为shareholder，但中文却有两种不同的译法：股东和股民，意思居然还有相当的差别。记得吴敬琏教授曾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投资者要做股东，不要做股民”。我当时感慨不已：单是这个标题要翻译成英文就难倒我了。

翻译界有一个广受认同的说法：美文不信、信文不美。要做到字字符合原义，翻出来的文字一定难以卒读。信和美之间的取舍，在文学作品中如果还需要斟酌的话，在学术著作中则一定是以信为本。比如，做中外比较研究要对中外研究对象做问卷调查，所用的问卷必须严格遵守公认的翻译流程：首先将英文原件翻译成中文，再由独立第三者翻译回英文，两个英文版本再由另一位独立第三方（可能的话找问卷的原设计者）比较二者有无实质性差异。反复做几次以确保中外研究对象使用相同的问卷，问卷调查的差异是文化差异而不是翻译误差。

中外文来回翻译很容易闹笑话。以前人名的翻译采用威妥玛（Wade-Giles）拼法，与现在通行的汉语拼音很不一样。按威妥玛拼法，蒋介石就是Chiang Kai-shek。有学者不察，硬生生翻译成常凯申（《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王奇）。孟子（Mencius）被译成门修斯，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成了双鸭山大学。要知道这些译校者可都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啊。

与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文章词汇都可以原汁原味翻译的。据说毛泽东主席有次接见文艺知识界人士时颇为困惑地问一位翻译家：诗是可以翻译的吗？这是对翻译边界卓有见识的疑问。“译诗最难。因为诗的文字最精炼，经过千锤百炼，几度推敲。要确切，要典雅，又要含蓄，又要有韵致，又要有节奏，又要有形式。条件实在太多。”（梁实秋，1987）不要说诗，就是有些日常生活用语，翻译也难以做到传神。梁实秋先生曾说“馋”字在英文中找不到适当对应的词。查英汉词典，馋是greedy和gluttonous，但馋不是贪多无厌。梁认为馋是有品位的，“既是生理的需求，也可以发展成近于艺术的趣味”。如此丰富的内容当然很难用一个对应的词汇来传递。不容易翻译的英文词汇也很多。比如，财经类文章中经常用到的accountability一词就找不到非常贴切的中文词汇。现在都沿用日本的译法称为经管责任，其实中国人无论说话还是行文都没有说“经管责任”的习惯。

与笔译相比，口译留给翻译者斟酌的时间要短得多。口译，尤其是同声翻译，对译者的语言能力和反应速度要求极高。我也曾冒昧给人做过口译，每次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事后免不了感到汗颜和惭愧。口译最怕碰到笑话，最怕懂英文的听完哈哈大笑，翻译过来之后却一点笑声也没有。

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其间和一个部委的代表团一起出席会议。演讲的人说了一个段子，哄堂大笑。翻译过来我们却是莫名其妙。显然翻译没听懂，我更没有听懂。事后我特意去找来演讲稿，才知道讲演者调侃了一下当时的人工智能水平：1962年，美国、苏联和古巴之间爆发导弹危机，苏联屈服，撤走导弹。1963年肯尼迪遇刺。1968年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90年代有研究团队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电脑系统模拟当年的情景，问系统如果当时苏联拒绝妥协会有什么结果。经过几天紧张的运算，电脑终于给出了答案：杰奎琳不会嫁给希腊船王。

有鉴于此，经验老到的口译如果碰到听不懂的笑话，往往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听众：刚才他说了一个笑话我没听懂，大家能不能笑一下让我过关？听众当然配合如仪，笑声过去尴尬也就过去了。

1984年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与受阅部队互相呼应：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非常有气势。这句“同志们辛苦了”该怎么翻译，让翻译团队十分为难。据说现场的翻译是“You are tired”，意思并没有错，但字面上似乎完全体现不出呼应的精神。有人建议改为“A Good Job”，这就比较符合英文的习惯了。斟酌再三，最后改成“Thanks for your service”，真是艺无止境。

我自幼在动乱中成长，教育基础实在太弱，中英文都差，尤其是英文。看到别人精彩的翻译每每自叹不如。有次在香港，走过一间教堂Union Church。按我的水平大概会译成联合教会。再看门楣上的中文：佑宁堂。音义兼顾，庄重温暖，含义深远，当即佩服得五体投地。

唉，一辈子都学不够。